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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選譯了南地最廣為人知、被譯成多國文字的著作中的四篇重要文章，它們具體地呈現了南地的主要方法與論說：

　　（1）自另翼心理分析與本土心理學的視野解析殖民∕被殖民兩造互為「貼身損友」的政治心理學。

　　（2）爬梳與辯證殖民者∕被殖民者生命史中的種種內外挫傷及療癒可能。

　　（3）解構所謂東方∕西方衝撞的毀人自毀拮抗中，所隱含的性∕別政治與名份爭奪。

　　（4）突顯自抑、自愛、自我否定與自我雄邁化所造成的種種在地悲喜劇，也揭發了它們的共謀結構。

　　（5）昭示有關二次殖民與自我殖民的覺悟；指出這些論證與詰論乃印度次大陸四百多年對抗殖民經驗和反思的成果，解放及尋求也是痛苦歷程之結晶。

　　南地不但從重要人物的心靈傳記進行政治心理學與文化研究的解構與重構，更據以提出了多重自身的旨向與洞見，這個理述不但是反思祛殖、二次殖民 與自我殖民的一槌定音之作；更是針對在西方理論宰制及東方主義內捲下苦無出路的後殖民思想界，發出的振聾發聵呼聲。有志於心理學、心理分析、心理諮商、人 類學、政治學、社會學、文化研究、性別研究、後殖民研究及從事文藝創作、抗爭實務者不可不讀。

作者簡介

阿席斯．南地

　　1937年出生於一個說班加里語(Bengali)的基督教信仰家庭，早歲曾受嚴格的本土心理分析訓練，是印度獨立後第一代重要公共知識分子與民間就公共事務發言的指標性人物；他與南亞及第三世界諸國的進步人士有緊密的交往與協作關係，是在歐、非、亞、澳、拉五大洲皆有重大影響及聲望的國際人物。

翻譯阿席斯‧南地的因與緣──《貼身的損友》書序 文：丘延亮

1994 年 5 月 26 日 ，香港大學英文系請了南地 (Ashis Nandy) 來講「多元文化主義的困局」 (Dilemmas of Multiculturalism) ；在一個不到 10 人的研究室中，我是唯一的「外人」，恐怕也是請他來的印籍女教授外，唯一讀了些南地著作的人。南地發言後的討論遂幾乎成了我們三人的對話。

國族的性別

會後，南地邀我喝咖啡；在當時還能吸煙的咖啡廳中，他氣定神閒地點燃了煙斗，不急不緩地繼續著國族主義「王天下」（ Pax Nation-statism ）的種種觀察與議論。

突然，他丟出了一個問題：「九七快到了，香港得回歸的那個國家（ country ）在中文裡是甚麼性別（ gender ）？」
我嚇了一跳；國族的性別？！趕忙打了一個問訊。
他解釋道：「過去在德國叫父國（ fatherland ），其他地方叫母國（ motherland ），像印度等地方，中國人對它是怎麼叫的呢？」
我頓時傻掉了，接不上話來，他繼續抽他的煙斗。

良久，我鼓起了勇氣，回應這個「考試」：我們通常把它叫做「已逝的父輩之國：祖國（ land of the deaseased fathers – ancestor’s land ）。」他聽了後，緩緩的吐了一口煙，哈哈大笑，點著頭。
從此，我們成了朋友，也成了彼此的 co-conspirator （共「謀」者、他題贈書予我時的稱呼）。

不知是惺惺相惜還是彼此陷害。 1995 年起南地多次邀我訪問印度，和他在「發展中社會研究中心」（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Developing Societies ， CSDS ）和「人民對話團」《 Lokayan 》期刊的同事們相交共處，也和柯達黎 (Rajni Kothari) 等仰之彌高的師長請益。我們從泰戈爾、達賴一直談到 舊俄的民粹派 ( 納荷德尼基 Narodnikii) 人物，又回到非馬克思社會主義運動左派的洛亥爾 (Rammanohar Lohia ，著有《馬克斯、甘地與社會主義》一書 ) ，以及各時代的甘地從者 —— 那 些日子都是我有生增長見識、美好時光的珍貴記憶。他的多次到香港和台灣參加國際會議更給了我一種共同生活、認知實踐的啟迪。

記得在印度 CSDS 訪問的一個午後，南地邀我到新德里美國文化中心聽演講。當時他腳傷未癒，卻堅持在聽完演講後，撐著柺杖和我走到不遠的歷史遺址憑弔；在彩霞的餘光中，我忘情的在頹敗的古堡間遊盪。突然，我發現孑然一身，南地在我穿梭於廊間、門限之際，已不見踪影。我慌忙的從古堡竄出，到處尋找他；我突見他打著石膏的那隻腳，從他穿的白色褲管中平伸在灌木叢後的草地上。我一身冷汗、飛奔前去，真怕不曉得發生了甚麼事；奔到樹叢後，我見他緩緩坐起；眼神似乎怪我打攪了他的午覺：我無法解釋我的失態，只好若無其事的坐到他身邊，心神未定地聽他繼續講古堡的故事。

另一種人類學的可能性

回到文化中心晚餐，我提到我讀他文字的經驗；因按捺不住，我便問他說：「你曾經寫詩嗎？我覺得你的寫作是很有詩的意味 …… 」他猛吐了一口煙，冷冷的瞪著我，沒有吐一個字，明明說的是「不然你以為我是在幹甚麼！？」這個臭臉就是他的同理？！

另外一個類似的「同理」是發生在桃園機場的；因為我聽說他日前在光華商場混了大半天；也聽說他是個電腦迷；我問他：「你弄到了想要的軟體嗎？有中意喜歡的遊戲光碟麼？」他看了一眼我，轉過頭，好像聽不懂我講甚麼，或者壓根兒沒聽到我問的是甚麼。全世界都知道他打電玩成迷，他從來沒有承認或否認過！

訪印兩週後，他堅持送我搭 Doo-doo （電動三輪車）去趕車到機場；在路邊他竟和一列靠著牆邊的三輪車手大聊了起來，像是弟兄或老友；久久，他們才把我這個「外國人」趕上一輛 Doo-doo ；南地對我搖搖手表示再見，然後繼續聊他的。

一年後，他卻在一個月內把我上 5 百頁的英文書稿一口氣看完，寫了 3 大頁的介紹；（重要的幾句話，被出版社印在封底，作了推薦我書的「墨跡」 (Blur ) ）；不久，他又自作主張地把我邀去 Multiversity 的另翼教育論壇上講另一種人類學的可能性。

2001 年，我的自身出了問題；為求脫困得藉助「工作治療」來對付自己；我開始翻譯南地的〈印度文化中女人與女人性的對峙〉；從南地那兒幾乎是返祖地（或隔代遺傳地）回神到重溫一個愛上層樓，少年的我。當時我寫下了這些話：

「在五○年代的台灣，荒蕪漸去悽麗盡失的灰沉下，我曾微醺於宋詞古畫的清遠，復沉迷在克羅齊的直覺感知與廚川白村的苦悶象徵中。也曾思習禪或自酖於佛洛依得的夢釋與禁忌之間。飄然於泰戈爾的愛貽與頌歌之上。」

稍長，由於多次伴隨友人出入精神病院，親嘗身存實亡的喪友失朋之痛。遂在防禦本能制約下，為自己建立了防禦的厚牆，幾十年來都在自我放逐的心境下將寄〈印度文化中女人與女人性的對峙〉一文譯畢，我感到意猶未竟，於是又著手譯了〈野蠻人的弗洛伊德〉：從南地的文本中，我再次自剖，寫道：

「有緣與知己重溫心理分析與日常生活之種種，在不放棄溝通可能的爭持下、頑固與堅持的拮抗中、我深深地體識到了分析／被分析、被分析／分析兩造間授受互通、相濡以沫的特質。也見到了面對自己孤然一身的 ego ，產造孤寂不免是填塞心闕的辛澀的酖汁。」